广袤中国究竟有多大？大到山河壮丽，一眼万年；大到风物各异，百里不同天；大到心心念念的故乡，终成未曾去过的远方……

对于杨青而言，“醴陵”，便是这样一个故乡。

这位在中国音乐界声名卓著的音乐家、作曲家、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明明履历表上的“籍贯”一栏清晰地印着“湖南醴陵”。然而，从出生至今七十余载光阴，他的人生轨迹划过衡阳、上海、北京，却唯独绕开了这片理论上的“根”。

从未被双脚丈量，却早已融在血脉。八千里外云和月，藏在长辈交谈中一句偶然飘过的方言，音调奇特，却无端亲切；躲在父亲手中常年摩挲的瓷杯，釉色温润，仿佛蕴含故土的体温。

一个从未归去的人，如何谈论故乡？一段被时空阻隔的乡愁，怎样在一个艺术家的音符里，奏出回响？当弦音跨越山海，与千年窑火相遇，一个关于家国、艺术与根脉的故事缓缓展开。

一位艺术家的攀登之路

“我听家中长辈讲过很多关于醴陵的故事，讲得最多的就是醴陵瓷器。他们日常交谈也是讲醴陵话，醴陵方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醴陵”这个名字对杨青而言，最初的印记来自父亲手中那只爱不释手的瓷杯，和家中长辈们那虽不能全懂、却倍感亲切的乡音。

1953年7月，杨青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随父母在贵阳成长，并自幼学习拉小提琴。杨青的父亲是民国时期从醴陵考入上海交大的学子，这份敢为人先、向外探索的基因，也悄然植入了杨青的生命里。

1970年，17岁的杨青被父母送到衡阳——他叔叔等亲人都定居在此。因为有拉小提琴的特长，杨青得以进入衡阳地革委宣传队(衡阳市歌剧团前身)，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员，由此拉开了他通往艺术世界的大幕。

在衡阳地革委宣传队，杨青遇到了衡阳市政协原副主席欧阳展之。“那时宣传队会作曲的人很少，欧阳展之是其中一个。大家都是年轻人，我就跟他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他是我的作曲启蒙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在演出之余的闲暇时间，杨青经常跟随欧阳展之到处采风，这段经历也一直影响着杨青此后的创作。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杨青也迎来了人生的关键转折——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我因为有演出错过了初试，有幸遇到了何占豪老师（《梁祝》作曲家之一），说明情况后他拿出初试的试卷让我当场做，看完我的答题他就叫我明天来参加复试。”第二天，杨青如愿以偿参加了专业复试，最终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如果没有何占豪老师，我不会有考试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我在歌剧团打下的一些基础，很可能也考不过。”

在上海音乐学院，杨青的人生艺术之旅加速。他先后选修了胡登跳、何占豪、桑桐、沈一鸣、陈铭志等著名学者的课程，他一边从中汲取到丰富的知识学养，一边潜移默化于学者们忘情音乐、钟情学术的精神熏陶。

大学毕业后，杨青被分配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一待就是20年。“当时的院长李西安先生的鼓励对我影响深远，他一直鼓励我，要照自己的心态，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追求去创作。”

从衡阳到上海，再到北京；从一个热爱音乐的少年，到后来执掌高等学府音乐学院的院长，这条路，杨青走得坚定而执着。这不仅是一位艺术家的个人奋斗史，更是一个时代赋予追梦者的壮丽舞台。

一位院长的“德”与“艺”

若说求学之路是攀登，那执掌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则是杨青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开疆拓土的壮举。2002年，他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次年，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成立，杨青出任院长。彼时，他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一个综合性大学里，建立起一个专业、完整且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音乐人才培养体系。

作为一名作曲家，杨青在音乐界以勤勉著称，在教学工作之外，创作各类佳作数十部。在音乐体裁上，既有民族器乐合奏、重奏，协奏曲，室内乐，艺术歌曲，大合唱，又有影视音乐，舞蹈与舞剧音乐等，范围广泛，品种多样。而成为一名带领全院前行的“行政长官”，对他而言既是全新的挑战，也是将多年艺术积淀与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的重要机遇。

“我觉得首先是要设定办学目标。当院长和作曲家其实并不矛盾，作曲家要调动很多的音符来达成创作的艺术价值，每一个作曲家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就能大致判读出最终呈现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品质。”

任院13年间，杨青带领团队成功申请博士点，建立了完整的本硕博培养体系，尤其是在当时全国凤毛麟角的舞蹈方向招收博士生，一举奠定了学院的学术高地；他敢为人先，组织创作了根据陈忠实小说改编的舞剧《白鹿原》，在北京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证明了“高校完全有能力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他精益求精，组建的民族器乐室内乐团，在全国文化奖比赛中斩获最高奖项，让学院的声音响彻国际……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杨青对“德艺双馨”四个字的深刻理解。“搞艺术，德优先于艺，艺术家只有具备良好的德行，他所创作出的作品才会有足够的说服力。”即便是在成名之后，还兼任了诸多社会职务的情况下，杨青始终没有放弃创作。2002年后，他创作了近十部大型舞剧音乐。如此高效，佳作频现，这在华人音乐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现象。“作为一名搞艺术的，创作才是最根本的东西，其他身份只能算是创作之后所尽的社会责任”。

2000年，杨青被中国文联、中国音协评选为“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2007年，被北京文联授予 “繁荣首都文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这些荣誉，更像是对杨青艺术人生的最佳注脚——为艺立言，更要为学铸魂。

一位音乐家的醴陵想象

尽管身处北京，但杨青的创作血脉里，始终流淌着湖湘大地的灵气与韵味。无论是意境深邃的笛子与交响乐队协奏曲《苍》，还是气势磅礴的民族管弦乐队音诗《潇湘风情》，或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扬琴与打击乐重奏《觅》……他的许多作品，都弥漫着三湘四水的风土人情。“音乐是最直接反映一方水土、人文的艺术形式，我长期在湖南生活，受到湖南山水、人文、文化的熏陶。”

当谈及醴陵，杨青的想象力被瞬间点燃。“我也有关注到醴陵的一些音乐作品，像醴陵的《思情鬼歌》就很有意思，它既情深意切又不失幽默诙谐，这与醴陵性情有一定的抽象联系，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整体湖南文化气质的一个特质。”

而醴陵最负盛名的陶瓷，更让杨青找到了艺术的通感。“陶瓷艺术中的‘窑变’，与音乐创作中的‘即兴演奏’，有惊人的共通之处。”杨青的眼神中闪烁着光芒，“‘窑变’的色彩图案，你无法具象掌握，出窑的一刻常常让你大吃一惊，连最周密的策划都达不到那样的效果。这和即兴演奏一样，你不知道具体的走向，但随着情感的投入和才华的展现，会慢慢呈现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杨青看来，这正是人类精神与创造力的精彩展现，在泥土与火焰中，在音符与呼吸间，人与“天意”共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艺术创造。这番解读，仿佛让醴陵的泥土与五彩，都拥有了交响诗般的壮阔。

“如果有机会，一定回到醴陵，创作一些具有醴陵特色的音乐作品。”这位从未踏足故土的游子，心中早已勾勒出一幅关于家乡的音画。那音画里，有渌江的水声，有千年窑火的炽热，更有他心中那份深沉的乡情。

泥土在匠人手中塑形，音符在心中流淌成章。杨青用他的人生与艺术，为“醴陵人”这个身份，写下了恢弘而深刻的注脚。我们期待着那场迟来的归途，也期待着那首专为醴陵谱写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