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多年前，醴陵瓷业是什么样的？翻开《南社湘集》，从一篇文人札记《记醴陵瓷》中，或许能一窥其样貌。

《记醴陵瓷》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载于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人刊物《南社湘集》中，其作者郭东史是南社及南社湘集的重要社员，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文章以精炼的笔法，深刻展现了当时醴陵瓷业的辉煌，在官方档案资料之外，为后世研究醴陵陶瓷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鲜活历史见证。

其原文如下：

湖南瓷器名出口大宗，前此日人山田一岛来湖南考察。亟称醴陵及临澧染山瓷土洁白而柔细，海外所不经见。近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芸樵先生于醴陵瓷业倡导最力，县城置有模范工场一所，容工千人以上。此外江湾两厂亦几如之。又于县城外辟美术学校，特聘向宽度先生劢教授图画。盖瓷工属美术工艺品之一部，今谋改良必先改进图画。外人于瓷器向用釉上画，不能经久，且嫌板滞。吾国采釉下画，绘手多当世名画家，匠心经营，往往意态高绝。且西欧颜料施之瓷器，远不逮吾土产之采色鲜明。当此物质文明鼎盛之时，吾瓷器犹能飞跃于世界市场，而价亦独高焉，亦异彩云。余往观长沙国货馆陈列醴陵瓷瓶，累累盈几案。高者可丈二尺，审其绘画，多出宽度手笔。今醴陵瓷的厂画师如鲫，谈宗匠莫不指目向氏，至称之为向派。

据《记醴陵瓷》中所载，当时湖南瓷器大量出口，闻名海外。日本人山田一岛来湖南考察，称“醴陵……瓷土洁白而柔细”，是海外所不常见的，制瓷条件得天独厚。

其时醴陵县城内有一所模范工场，工人数达千人以上，在姜湾也有两所工厂规模相当，可见醴陵瓷业已从清末的零星作坊式生产发展到了具备一定的规模。此外，当时政府还采取了推动瓷业发展的有力措施，“于县城外辟美术学校”，并聘请向劢（宽度）教授图画。关于向宽度先生，其生平事迹与画史成就未见诸其他详载，近乎湮没。文章中提到“向派”瓷绘艺术风格在当时颇具影响力，长沙国货馆内陈列的许多醴陵瓷，多出自向宽度手笔，而且当时醴陵瓷厂的众多画师“谈宗匠莫不指目向氏”。这一记载，或许为后世研究民国时期醴陵瓷绘画风的渊源与流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点。

郭东史先生在文章中点明了醴陵陶瓷能脱颖而出的关键，“谋改良必先改进图画”。近代醴陵陶瓷的历史性突破，正在于釉下五彩瓷的诞生。1905年，熊希龄在赴日本考察，上书湖南巡抚端方后，于醴陵城北姜湾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第二年在文俊铎、沈明煦等人筹办下又于姜岭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由熊希龄任学堂监督、公司总理，文俊铎任学堂副监督。

釉下五彩瓷的诞生突破了传统釉下单彩的技艺，它运用勾线分水填色等独特技法，使用湖南瓷业公司发明的红、绿、蓝、黄、黑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调配出五彩缤纷的陶瓷绘画色料，最后通过“三烧制”烧成。瓷器成品水灵通透、颜色丰富、绘画效果逼真，而且耐磨损、耐酸碱、不褪色、不含铅镉，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卓越品质著称于世，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在国内外都赢得了美誉。特别是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扁豆双禽瓶”于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优质金牌奖，被世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蜚声中外。

《记醴陵瓷》中以深深的文化自信，通过对比展现了当时醴陵瓷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国外一般的釉上瓷“不能经久，且嫌板滞”，而醴陵釉下五彩瓷技艺独特，“绘手多当世名画家，匠心经营，往往意态高绝”，且颜色鲜明丰富远胜西欧瓷器，因此在当时西方工业文明鼎盛、洋货充斥的时代背景下，也能“飞跃于世界市场，而价亦独高焉”，堪称那个时代的“国货之光”。醴陵瓷凭借其独特的工艺魅力和艺术价值，在国际市场取得的成就，如今读来也令人振奋。

郭东史（1884-1947）是湖南常德石门县人，曾先后受业于阎镇珩先生，王先谦、王闿运等名师，饱读诗书，学养深厚。1931年他东渡日本，在旅居日本期间，与鲁迅、丁玲、郭沫若、周冰莹等人过从甚密。他一生力主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所作诗文无不以宣传工业强国为主导思想，言皆有物、语不离宗，《记醴陵瓷》中所体现的正是他的这种思想。在那个影像资料尚缺，史料或散佚或有待发掘的年代，这篇文人随笔浓缩了厚重的历史信息，让我们得以一瞥醴陵瓷业曾经璀璨辉煌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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