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的笔，心中的火，照亮了社会变革的曲折道路。

从醴陵山村到世界文坛，她深耕报告文学领域，写尽底层弱势群体的辛酸与泪痕，不仅推动了我国农业税的取消，还得到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专访，被美国《时代周刊》授予“亚洲英雄”，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二十五位走在亚洲巨变最前沿的人物”，甚至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过中国“三农”问题。

她就是出生于湖南醴陵的国家一级作家春桃。

从醴陵移居萍乡

“文学梦”在书页间发芽

阳春三月，桃花盛开。1963年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在醴陵市（当时为醴陵县）浦口镇天符村麦子坝组的吴家大屋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母亲李自培为她取名“春桃”。

春桃的童年并不顺遂。父亲吴同财作为富农子女，为谋生远走江西萍乡，1975年在一次吊车事故中不幸因公殉职。那时春桃刚小学毕业，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取消读初中的资格。父亲去世后，他们一家从湖南醴陵的乡下迁到了江西萍乡的城区，春桃也自此开始改写命运。

初中二年级的暑假，春桃开始在母亲工作单位的图书室借书阅读。“我看的第一部小说就是浩然撰写的《金光大道》，后面又借了他的另一部作品《艳阳天》，书中描绘的农村画面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让我感到格外亲切。那时候我就萌生了以后我是不是也能写这样的书的想法。”春桃回忆道。

春桃的初中毕业证

从此，春桃开始了疯狂的阅读之旅，甚至耽误了正常功课。高考时，春桃因为偏科严重，只考上了萍乡卫校。在校期间，她仍然以两、三天一本的速度阅读各类文学书籍，被老师视为“不务正业”的典型。毕业后，被分配到远离市区的萍乡市青山镇卫生院中药房工作。

在孤寂中坚守梦想

从读者向作者的转换

青山镇卫生院地处偏僻，三面环山，仅有的一条通往镇上的沙土路。回忆起当时的生活，春桃感慨不已：每当同事们都下班回家、夜深人静时，自己便像被困在与世隔绝之地。

“远离繁华闹市的孤独和无助，让我开始变得清醒。我发现自己既然有着一个作家梦，就应该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春桃暗暗下决心：“我要从读者成为作者，我要写出好文章！”没有自怨自艾，经过几天的思考，她萌生了一个计划：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去系统地学习大学中文系的各门课程，为成为一个作家打基础。

在青山镇的春桃

心中有了目标，春桃的日子变得充实起来，她每周都会赶到市里上三次晚课，风雨无阻，还几乎将所有能利用的时间花在了阅读上。1987年，她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修完了大学中文系专科三年的课程，并取得了大专毕业证。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这一次她没有因为看书耽误本职工作，自学大专的过程中，从没在医院请过假，也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

也正是在这时，春桃开始尝试自己写作。1987年的夏天，她的第一篇散文《晨曲》在《萍矿工人报》发表。“我现在还记得我向报社投第一篇稿子的场景，当时我拿着这篇小文章战战兢兢敲开了编辑部的门，没想到编辑看了我的稿子觉得还不错，只稍作修改就刊发了。”春桃说，那是一篇描写武功山云海的散文，文笔很稚嫩，但文章的发表给了她极大的信心，让她有勇气坚持写下去。此后，几乎每月她都差不多有一两篇文章见报，这也让她在当地的卫生系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当努力遇上机遇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不久，春桃就被调往了萍乡市内的区医院，凭着那张大专毕业证，她很顺利地由“护士”晋升成了“护师”，成了她们那届卫校同学里第一个获得职称的学生。两年后，她又被调到安源区精神文明办公室，成为了一名专门为政府写文字材料的公务员。

1991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主办的鲁迅文学院全国招生，整个江西也只有四个名额。而那时的春桃通过不断地写作和发表文章，已经积累了名气，获得了萍乡作协的推荐。“其实当时的工作单位并不同意我去，但是我非常坚定，我说你就是不给我工资，我也要去。”春桃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后，她不仅开阔了眼界，写作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春桃在南京大学

1994年的春天，春桃又以31岁的“高龄”考入了南京大学作家班，圆了大学梦。“以前没有考上大学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总觉得自己没有理论基础，写东西可能不会有多大的成就，所以知道南京大学要开这个班的消息，我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提前半年备课迎考，终于以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

2001年，春桃通过人才引进进入了合肥市文联，从此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从本能写作到意识觉醒

她用笔为弱者发声

在最初的写作尝试后，春桃的文字仿佛生出了翅膀，很快登上了国家级文学名刊《当代》和《中国作家》。从诗歌、散文、小说到报告文学、电影剧本，她在不同领域多点开花，参与编剧的中国第一部环保影片《零点行动》，还由国务院时任总理李鹏题写了片名，并被作为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影片。

“虽然每一种文学门类我都有尝试，但成为专业作家后，我对自己的创作方向有了新的定位。考虑到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再也不能普遍撒网了。我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百姓疾苦，不畏权贵敢于仗义执言的人，这种性格最适合从事纪实性文学的创作，因此，决心主攻报告文学。”春桃说。她渴望做一个记录中国并推动社会进步的报告文学作家。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总应该为改变中国的现状做点什么。”

为农民发声

2003年11月，她与丈夫共同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横空出世，这部描绘了中国农民悲苦无奈的生存状况和中国农村改革艰难而曲折历程的巨作，在社会上引起了“石破天惊”的轰动，甚至促成了我国有着两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农业税，从2006年1月开始全面取消。

春桃、陈桂棣与冒险推出《中国农民调查》的《当代》杂志责编周昌义、杨新岚

春桃、陈桂棣在纽约与《中国农民调查》英文版编辑

作品发表后，春桃和丈夫陈桂棣不仅被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知名大学邀请发表演讲；还得到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德国第一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澳门莲花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等不计其数海内外媒体的专访。二人被美国《时代周刊》授予了“亚洲英雄”，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二十五位走在亚洲巨变最前沿的人物”；其作品荣获了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一等奖，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韩、泰、西班牙、葡萄牙、印度尼西亚、瑞典、荷兰等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

春桃、陈桂棣与默克尔总理共话“三农”

2006年5月20日，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访华期间，二人应邀在德国驻华大使馆同默克尔会见，并就中国“三农”问题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交流。

“《中国农民调查》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我们夫妻花了三年的时间走遍了安徽50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同时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和党政要员，环境艰苦、经费不足、采访碰壁……其中的辛酸真的是一言难尽。”春桃说，不止安徽，几乎所有的农业大省他们都走过，也去过家乡醴陵。这部付出了几乎所有心血的作品，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让中国当时九亿的农民得以受益，她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

春桃、陈桂棣携《小岗村的故事》赴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

由于春桃在中国文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她被邀请参加了在美国纽约和意大利帕多瓦举办的国际文学节；参加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国际书展；还被日本北海道大学聘请为访问学者。

2015年1月21日，在《当代》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之际，春桃和丈夫陈桂棣同作家王蒙、铁凝、蒋子龙、刘心武、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一道，获得《当代》“荣誉作家”称号。

故乡醴陵

永远是心中的牵绊

虽然早已在萍乡和合肥生活工作了多年，但春桃从未忘却过自己是一个醴陵人，“我总记得小时候，跟大人一起出工插秧，与堂姑们一起打猪草，有月亮的晚上坐在晒谷坪上听大人讲神话故事。那时的农村虽然很穷，日子过得很清苦，却让我度过了最无忧无虑的童年。”

春桃在醴陵市王坊小学

这些印象深刻的生活画面深深烙印在春桃的心中，也成为她后来创作的不竭源泉。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远方的怀念》，其中就有大量文章描写醴陵的亲人和在农村发生故事，满载着她浓浓的乡愁。“其实后来我写《中国农民调查》，也有部分原因来自我在醴陵农村的生活经历。”春桃说，农村人的淳朴和生活的不易，深深地刺痛着她的心。“我想既然我有写文章的才能，我就要用我手中的笔，为父老乡亲们写点什么，为他们发声！”

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春桃表示，自己的作品总是情感分明，这与醴陵这块红色热土上生长出来的血性是分不开的。在未来，她仍想为醴陵写些文章，写写那些不平凡的醴陵人，去寻访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经过醴陵的那些路线……种种畅想为醴陵增添了几许散发墨香的期待。

春桃的作品集

从醴陵乡村到世界文坛，春桃用她的笔书写了中国作家的责任与担当。她的故事证明：只要心怀梦想，坚持不懈，即使是最质朴的春桃，也能绽放出最绚烂的文学之花。

补充介绍：

《人民日报》评价春桃为“为历史人物立传，为时代英雄立言，为普通百姓立心”。她的报告文学《失忆的龙河口》，经《当代》杂志发表后，不仅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选入中国文学排行榜，还因为此部作品促成了龙河口水库纪念馆的诞生。她的报告文学《南下北上求学记》一书出版后便引起不小的反响，先后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和《中国新闻周刊》在内的80多家媒体的专访。她和丈夫陈桂棣合作的报告文学《民间包公》《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包公遗骨记》《寻找大别山》，有的荣获国内外文学奖，有的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她历时八年完成的纪实文学《国医》，不仅是一部老中医的从医史，更是一部深刻再现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坎坷多变的兴衰史，一经面市就引起广泛影响，现已加印十二次，成为最新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