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传记该怎么写

醴陵城市观察员 高明勇

在“醴陵城市观察”《如何纪念“激荡的城市史”》一文中，我写到，从城市叙事来说，醴陵需要多维视角构建的“城市读本”与“城市传记”，来体现“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通过那些“感动一座城市的文字”，与世界对话。

为什么是“城市读本”与“城市传记”？写这篇文章时，手边正好放着一本书，《爱上醴陵这座城》。这是在醴陵调研时，当地赠送给我一本由融媒体中心编著的文集，这并不是一部“城市传记”，但具有强烈的“城市传记”色彩，是当地媒体人从城市出发撰写的系列观察文章。内容上看，体裁不一，有评论，有特稿，有散文，有诗歌，却“形散神不散”，脉络清晰，大致分为四个板块，城治，城事，城镇，城景，整体聚焦“城”，处处体现“爱”，全面介绍醴陵这座小城。小城故事多，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不过像醴陵这样，如此琳琅满目的“故事”，确实并不多见。

文章发表后，有朋友询问我，哪些城市更适合写传记，“城市传记”有没有一些前置条件？作为县级市的醴陵，有必要写“城市传记”吗？好的“城市传记”什么样？

一、为何立传

城市传记，既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也关涉“内涵式发展”，首先要回答“我是谁，从哪来，往哪去”的问题。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最早“城市传记”，当属《伦敦传》，历史学家钱乘旦先生评价说：“这是一本历史书，却写得像一篇散文；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却没有一般学术著作那样的严肃枯燥；它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作的，却能够潇洒自如，趣味十足，仿佛是在写一个个故事。”客观上，这也为不少“城市传记”的撰写定了调，考据应严谨，书写须洒脱。

从“书写”到“阅读”，国内的“城市传记”早已快速升温，比如《南京传》（叶兆言）、《北京传》（邱华栋）、《广州传》（叶曙明）等。尤其是南京，“城市传记”更是作品层出不穷。以前有历史学家蒋赞初先生的《南京史话》，名动一时。今时更盛，作家叶兆言先生写过《南京传》，也写过《江苏读本》，将南京与江苏其他城市一并立传，各具特色；作家薛冰先生不仅写过《南京城市史》，还写过《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上、下），既有“城市史”，也有“人文史”，深得南京城的历史底蕴；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写过《南京百年文学史》等传记作品，这也是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的传记，从文脉流变重新审视文学演变。

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的“南京三书”（《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读南京》《潮打石城》《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将“六朝烟水气”拆解成可感知的日常；南京大学丁帆教授的《消逝的风景》，既是“消逝的城市记忆”，也是“消逝的青春时光”，在“公共空间”与“个人记忆”之间寻求“一个人的纪念”；作家王振羽先生的《南京乎》，以专栏的方式，从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切入，探究背后的故事，在细节上雕琢着南京的 “旧时光”。北京学者杨早，将南京、北京、天津、广州等在内的十座城市汇作“城史记”，从童年到当下，都与自己发生过联系，勾勒出一部与生命等长的城市阅读史。

史学考据、文学叙事、人文透视，多元切入，多维观察，共同勾画出一座城的全貌。正如学者陈平原先生所言，很多人都知道一篇文章、一篇课文、一个作家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城市需要文学，有好作家的城市很幸福。按照这个说法，南京无疑是“幸福”的，无论作家还是学者，无论是现在的“南京人”，还是曾经的“南京人”，都愿意为这座城市作书立传。

“城市传记”火热的大背景，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路狂飙，过去四十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9%跃至66%，城市数量从193个增至684个。一方面，在城市化的迅猛浪潮下，“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愈发突出，越来越多的城市渴望被“书写”出独特个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如何让这种“书写”——既有别于地方志的史料堆砌，也有别于官方宣传的难以出彩——也成为重要议题。相对于“GDP叙事”“空间叙事”“短视频叙事”等惯常叙事方式，“城市传记”不但可以让城市的“精气神”得到表达，更能读出城市的“人情味”。

与之同时，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为醴陵这样一座集千年窑火、湖湘文脉、特色产业、活力创新于一体的城市立传，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城市传记”，最终必然指向“人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永恒之问。

二、如何立传

城市传记，既是“城市认识论”的体现，也关涉“写作方法论”，关键要回答“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

01 谁来写

谁来为一座城市作传？“合理性”角度来看，谁都可以来写。而“可行性”角度，则要进行一番细细思量。比如《爱上醴陵这座城》，作者就是醴陵融媒体中心的评论员。比如《景德镇传——瓷片上的China》，作者是当地作协主席，作为“丝路百城传”丛书的一种，这本书被称作“盘活了一座名城的前生今世”。

不同的观念认知和战略定位，往往影响着选择“谁”来写。从视角上看，可以由本地人来写，也可由外地人来写，乃至外国人来写——一些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更是别出心裁；从身份上看，可以由作家来写，由记者来写，也可以由学者来写；从机制上看，可以由官方主导，也可由民间来推动，可以由个人单枪匹马来写，也可以集思广益集体创作；从影响上看，可以由名家来写，也可以请素人来写。

无论决定由“谁”来写，都要具备基本功，挖掘深刻度，保持独立性。基本功可以保障材料的爬梳剔抉，更加瓷实，深刻度可以保障观察的犀燃烛照，更加理性，保持足够的独立性，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唯独立，方能更独特。

02 写什么

天——所谓“天”，主要指城市的历史，从“原点”到“拐点”，城市的演进脉络，在不同朝代的名称变化，角色嬗变，或平静，或激荡的变迁史，在大历史坐标中的方位浮动。早在东汉时期，醴陵设立县，历经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也曾并入或升格为州，“醴陵”这个名称从未改变，原因何在？

地——所谓“地”，主要指城市的空间，从“规划”到“建筑”，城市的空间布局，在不同时期的范围变化，空间调整，或内敛，或开放的空间史，在大地理背景下的脉搏跳动。比如醴陵的渌江书院，从城东搬到状元洲，再搬到西山，原因何在？书院地址的变迁，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

人——所谓“人”，主要指城市的人物，从“名人”到“草根”，从“居民”到“过客”，从“英雄”到“常人”，尤其是那些改变城市命运的人物，让城市引以为傲的人物，默默推动城市前行的人物，他/她们身上承载着城市的精气神。写作关于醴陵的《拐点之城》时，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历史上竟有那么多出类拔萃的“醴陵人”：中共将才中，36位军事家中醴陵占有2位（左权和蔡申熙），开国上将有3位（杨得志、宋时轮、陈明仁），开国中将有2位（郭鹏、晏福生），开国少将有2位（幸元林、刘文学）。建国后担任国家级领导人的共3位，分别是程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国务院副总理)、刘斐(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朱熹、王阳明、左宗棠、熊希龄等“非醴陵人”留下那么多的醴陵故事，为什么？

事——所谓“事”，主要指城市的事件，既有“大事记”，那些轰轰烈烈的“变革大事”，也有“小事记”，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关键小事”，既有“宏观叙事”，也有“微观史事”，历史，本就是一串偶然的事件勾连而成。最近与一位醴陵友人谈到醴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撤县设市以来四十年的变化，他认为最大的变革勇气是由众多国企和乡镇企业变为私企，彻底告别计划经济，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从单一的国内市场拓展到国际市场为主，从重污染的煤炭燃料升级为环保清洁的液化天然气，从低效手工为主提升至自动化和智能化，由资源型低端产品跃升为科技支撑、文化赋能的高端产品，从功能型城市转型为绿色休闲、文旅融合的时尚瓷城。这些“转变”背后，都发生了什么“事”？如何从“事情”转化为“动力”的？

城市传记，意味着城市不仅仅是背景，也是舞台，更是主角。作为背景的城市，让哪些历史事件得以扎根勃发；作为舞台的城市，让哪些历史人物得以唱念做打；作为主角的城市，让哪些历史时刻得以沉浮俯仰。

03 怎么写

文无定法，不同的写作者，自有其与众不同的“写法”。无论何种“写法”，为城市立传，不可避免要直面三大问题：

如何避免惯常城市传记写作的循规蹈矩，平铺直叙？——或古都，或新城，总有其相似之处，如果采用惯常的写法，需要避免纸面上的“千城一面”，好的传记是量身定制的，是从古籍文献里“挖”出来的，是从鲜活现实里“长”出来的，是从那些推动者、经历者、见证者、记录者的口中“述”出来的。

如何在产业的独特性与城市的多元性之间进行平衡？——不少城市总有其响当当之处，而城市是多面孔的，需要规避那些声名远扬的“亮点”淹没更多的光泽。城市是独特的，更是多元的，点面结合，方为生态。

如何让城市的个体传记写作带有更为宽泛的普适性？——城市传记要想写“透”，既要写出城市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个性特色”，还要写出在城市化浪潮下的“共性价值”。一座城市在成长中的经验教训，不仅仅是自身的财富，同样也是其他城市的财富。

三、立传之难

为城市立传，其难度不亚于为人立传，好的城市传记，一定是从真实中来，从史料中来，从田野中来。然而，有这些依然不够，立传之难，难在“关系”的平衡。

历史真实与文学演绎的平衡：在具体写作中，历史真实与文学演绎的关系，其实是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投射。只注重历史真实不考虑文学演绎，难免在可读性上打折扣，只考虑文学演绎不注重历史真实，可靠性上又容易受到质疑。城市传记既要解决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解决可读性的问题，否则，与地方史志没有太大差异性。

官方主导与民间书写的平衡：官方主导，可以汇聚调动更多的资源，极大提升效率，但也容易带来一些干扰；民间书写，可以更加独立、更加客观去观察、思考、写作，但也容易受制于个人的时间、精力、阅历等因素限制。由官方支持民间书写，采用更为灵活的机制、方式去推进，效果可能更容易保障，毕竟，“城市传记”也是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产品，是否被认可，是否被流传，也将在阅读市场得到验证。

精英叙事与大众记忆的平衡：很多时候，城市传记注定由“精英”来写，却并不意味着完全陷入“精英叙事”，并不意味着在城市的背景下、舞台上，只有帝王将相，只有英雄精英，不见芸芸众生的大众记忆。除了宏大的历史事件和精英人物的传奇故事，城市传记还应积极吸纳口述史、普通民众的生活变迁等微观史料，如陶瓷工匠的代际传承，如老城居民的搬迁记忆，如夜市摊贩的烟火人生，他们的故事同样折射城市的脉动。城市是立体的，是多元的，城市传记同样如此，那些具体的面孔，生动的故事，都让城市的传记更鲜活、更逼真。

本土视角与全球视野的平衡：本地写作者撰写本地城市，有其熟悉之处，也有其深情之处，这是最大的便利，也是最大的底气，同时，既要能“进得去”，也要能“出得来”，将本地的真实、史实，放置在全球视野中去衡量，放置在文明价值中去梳理，不同的坐标，看到的风景也不相同，尤其是醴陵这样一座在民国时期就具有“国际范”的城市，其传记尤需关注，历史上瓷器外销的路线图与影响力，清末民初的留学潮与实业救国对推动国际交流的影响，当代醴陵陶瓷在全球产业链以及文化消费市场中的地位与辐射……只有将醴陵的“千年窑火”置于全球文明的熔炉中重新打量，其传记也将更具历史厚度与时代价值。

史实素材与当代阐释的平衡：写作城市的传记，将会涉及各种地方史志，乡邦文献，文集日记等各种史实素材，而如何“阐释”，不能仅仅采用当代的阐释框架，当下的眼光标准，需要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推演当时的前置条件，既带着温情与敬意，也带着问题意识，“阐释”本身也是观念史、思想史的关键一环。

一部好的城市传记，能真正深入城市肌理，捕捉城市灵魂，能打动本地人，能吸引异乡人，是对一座城市的致敬，更是为转型中国的城市化保留样本。

一部好的城市传记，让每一座如醴陵这般独特而充满故事的城市，都能在世界面前清晰地说出“我是谁”，让世界“爱上这座城”。

作者简介：高明勇‌，知名评论家，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醴陵城市观察员。著有《新闻的逻辑》《坐下来的中国》《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等，主编有“政能亮丛书”，《微博问政的30堂课》等，主持“政邦茶座”，出版有《人文的重量》《城市的角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