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渌江书院，理解湖湘文脉

醴陵城市观察员 高明勇

年轻时候，我读过季羡林先生一篇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这是他1999年访台后写的长篇回忆性文字。

之所以至今记忆犹新，一来是因为当年阅读的时候，深感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章有这么两段：“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

二来是因为我后来因公出差赴台，也曾“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鞠躬追思。十年前的那次台湾之行，我专门找时间去过“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以及胡适公园，胡适墓地，这三者本在一处，相隔不远。由于研究评论史的缘故，我想到胡适那些“文人论政”的激扬文字和创办《独立评论》的传奇经历，自然也想到这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伴着清风，轻声诵读其中段落。

提到这个经历，是因为当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历史场景，不免心有所思，情有所动。如果把山川自然称作“悦目式风景”的话，类似故居、书院、墓地这样的地方，可以看作是“思索式风景”，风景之乐，既在于“无人之境”带来的赏心悦目，更在于“古人之境”带来的思绪拨动，思索不止，引发深思。

这些年，我也有一个小习惯，无论出差或出游，每到一处，只要有机会，便设法去参访历史人物的故居、纪念馆，去凭吊历史人物的墓地或出生地，“此情此景”，确实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或困惑连连。

不久前，应邀去渌江书院演讲，演讲前的一段时间，我在书院里拾级而上，转廊抚栏，行至“山长室”。站在陶澍、左宗棠（行文方便，以下简称“陶左”）的坐像前，望着两人意气相投的神态、栩栩如生的神情，不由轻轻读出那幅“传奇”的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左宗棠与“对联”有缘。我的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幅朱拓的左宗棠笔迹“天地正气”。网络上经常流传着“影响左宗棠一生的五幅对联”。他年轻时励志自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成年相亲时从容应对：“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人生受挫时，友人撰联鼓励：“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晚年自省：“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而写陶澍的对联，被称作是左宗棠一生的“转运之作”，渌江书院成了他的“转运之地”，醴陵也自然成了他的“拐点之城”。

去渌江书院前，我和当地友人也谈到这幅对联，谈到陶左两人的“渌江夜话”，朋友问我，这幅对联有没有“逢迎之嫌”？左宗棠算不算是“投机之举”？

我并没有回答，很多言行如果不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只是以今人之眼光打量，不免有所偏差。不过，站在二人的坐像前，友人的问题却引发我一连串的困惑：

从“一面之缘”转为“一生知己”，陶澍和左宗棠的“缘分”是如何形成的？

两人在渌江书院相见，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从概率上说，可能性各有多大？如果不是左宗棠，换为其他的年轻人，会不会同样赢得陶澍的青睐？如果不是陶澍，换为其他的官员途经醴陵，左宗棠是否同样幸运？

与左宗棠相见之前，陶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陶澍位极人臣，阅人无数，为什么如此“轻易”就被一副对联所打动？如果是单纯的“逢迎之作”，能看不出来？

历史学家萧一山评价陶澍说：“是故中兴人材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全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屋乃策源地也。……然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材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所成就者，亦赖陶澍为之喤引耳。” 梁启超赞誉左宗棠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在“湖湘文脉”的维度上，从陶澍到左宗棠，有哪些是一脉相承的？

进而言之，究竟什么是“湖湘文脉”？一座书院，一座城市，如何理解“湖湘文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湖南，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都可读懂湖湘文化。那么，在渌江书院，在瓷都醴陵，能读出什么样的“湖湘文脉”？

正常而言，如果把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细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血缘、地缘、历缘、业缘、志缘、文缘等。

所谓“血缘”者，血脉亲情之缘；

所谓“地缘”者，乡土乡亲之缘；

所谓“历缘”者，履历职业之缘；

所谓“业缘”者，同窗同伍之缘；

所谓“志缘”者，志同道合之缘；

所谓“文缘”者，文脉相通之缘。

除去血缘关系，陶左二人在其他“五缘”方面皆相接相通。且由此“五缘”，看陶澍与左宗棠的“缘分”是如何形成？正好近读湖湘学者周禄丰先生的新作《印心石在：陶澍的实学与实行》（岳麓书社），提供不少历史细节，解惑不少。

地缘相近——这一点毋庸多言，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湘阴地处岳阳；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安化属于益阳。两地同归洞庭湖流域，相距不过二百公里左右。虽然当时左宗棠一介布衣，还在书院教书，陶澍官至两江总督，名震南北，两人身份的差距巨大，但陶澍归乡，总归是回到本乡本土，“地缘相近”让二人“有缘相见”，还能在“一面之缘”中增添不少亲近感。

历缘相同——左宗棠时任渌江书院山长，直接引起陶澍关注的是那幅对联。而陶澍早年父亲去世丁忧期间曾担任澧阳书院主讲，并结合当地流传的范仲淹“临池洗墨”与车胤“囊萤读书”的故事，给澧阳书院撰写对联勉励学子：“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临池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共同的书院经历，对对联的共同兴趣，让二人容易“一见如故”，多了不少共同语言，更何况见面本就是因为对联。

业缘相亲——虽然左宗棠见到陶澍之前，科考并不如意，但却结交了不少湖南籍的显贵达人，而这些人好几位都是陶澍的“身边人”。如名望一时的贺长龄、贺熙龄兄弟，贺长龄是陶澍的下属，贺熙龄曾主持城南书院，左宗棠曾就读于此，而他在交往中从兄弟二人那里获益不少。如胡林翼，他也曾师从贺熙龄，和左宗棠二人算是“同门”，胡林翼曾四处推介左宗棠，称之横览九州，更无出左宗棠右者，而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有这些共同的“朋友圈”，两人见面，注定要“相谈甚欢”。可见，在陶左二人相见之前，至少在陶澍这里，左宗棠的名字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早已熟知其人其名。

如果仅仅有此“三缘”，二人应该“相谈甚欢”，可能还无法做到“相见恨晚”，更难以让陶澍主动“联姻”，认为左之才能将来在己之上。

志缘相接——我在渌江书院参观时，看到相关展览中也强调左宗棠对“舆地学”极为重视。据周禄丰先生考证，左宗棠十八岁时，在书肆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被其中记载的山川险要、战守机宜所吸引，从此沉醉其间，“潜心玩索”。他后来又购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弊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更加沉溺于舆地、兵法不能自拔。陶左二人1836年（道光十六年）渌江书院相见相谈，让左宗棠更坚定对“舆地学”的追求，两年后, 左宗棠抄录《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直省通志中有关山川关隘、驿道远近等内容，分门别类，编订成数十巨册。接着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并条列历代兵事。直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在陶澍家中看到《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康熙舆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又将自己以前所绘制的地图予以修订。

同样，陶澍在澧阳书院担任主讲期间，制定的章程不以制艺科举为主要目的，而在培育济世安民之士。陶澍也善于从“舆地学”出发，结合具体的地理知识，来研究历代王朝的地方治理。也曾有当地宿儒登门，求教《禹贡》中岷江、沱江、澧水、九江、东岭等概念。

在科举时代，两个虽未谋面的陌生人，一下子发现对方和自己一样，对“舆地学”都如此看重，如此痴迷，不免顿生“相见恨晚”之意。“舆地学”，更接近于今天的“历史地理学”，如果还原到道光时期的中国，这一“学科”更多是一种实学思维，从现实出发，注重经世致用。

文缘相通——在两位旷世奇才的背后，是一种在当时尚不能说得清、道得明的文脉精神，这种潜在的“文缘相通”，将让陶左二人互相引为知己，日后的事实表明，陶澍不仅将独子托孤，还将家族托付给左宗棠。

一切诚念终当相遇。有时候伟大灵魂的相遇，是注定的，即便没有这“五缘”，可能还有其他的缘分山水相逢。

在岳麓书院的邓洪波教授看来，观察一个古代的书院，最核心的是看师和生，即看有没有名学生、名老师。渌江书院虽然地处醴陵，只是一所县级书院，但由于左宗棠在这里当过山长，名声自然不同。同样，陶澍与左宗棠的人才故事，也为这座书院增添了更多的人文韵味。

由此可见，湖湘书院的经世致用，不尚空谈，传承的是“实学精神”与“实学思维”。渌江书院在规模上、名气上虽不及岳麓书院，而陶澍与左宗棠的佳话，二人关于书院办学理念的认知，同样都是湖湘文脉的延续。

岳麓书院的朱汉民教授认为，从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那些受到后来人们褒扬的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书院精神”，其实就是书院组织的灵魂人物——士大夫的精神表达。而晚清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化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湖湘文化在这个时期能够崛起，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区域之一。

穿越历史的时空，两位伟大人物的“风云际会”，就是这么在偶然与必然间建立起“缘分”，地缘相近，促成“有缘相见”；历缘相同，奠定“一见如故”；业缘相亲，自然“相谈甚欢”；志缘相接，顿生“相见恨晚”；文缘相通，终使“互为知己”。

从“一面之缘”到“一生知己”，发生在渌江书院的这个故事，浸润在一片郁郁葱葱“思索式风景”之中，窗外是静静流淌的渌水，以及同样静静流淌、滋养不息的湖湘文脉。

作者简介：高明勇‌，知名评论家，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醴陵城市观察员。著有《新闻的逻辑》《坐下来的中国》《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等，主编有“政能亮丛书”，《微博问政的30堂课》等，主持“政邦茶座”，出版有《人文的重量》《城市的角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