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纪念“激荡的城市史”

醴陵城市观察员 高明勇

中国素来有“纪念”的传统，小到个人、家庭，中到乡镇、城市，大到省份、国家，逢五逢十，隆重纪念，已成惯例。

何为“纪念”？根据《说文解字》，“纪，丝别也”，本义是丝缕的头绪，引申为梳理、记录、维系。“念，常思也”，本义是经常的思念，引申为反思、传承、展望。

通俗地说，“纪念”就是从千丝万缕的事件中梳理出清晰的轨迹，从千头万绪的史实中抽离出明确的脉络，通过那些承载集体记忆的关键节点、重要人物，带着历史敬畏去温故，带着问题意识去反思，激发对未来前景的共同想象。

读史使人明智，知古方能鉴今。纪念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对遗忘的对抗，回溯历史，唤醒对过往的重新认识，启迪未来，重构对文化的身份认同。

1985年5月24日，国务院批准醴陵撤县设市，8月15日，醴陵市正式挂牌“亮相”，成为全国首批县级市。这个40周年的“周期”，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相差无几，期间，醴陵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百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近140倍，以此为观察对象，更具“现代化”意义。

抽丝剥茧，四十年间那条若隐若现的“丝”是什么？

深思熟虑，对历史记忆时续时断的“思”又是什么？

作为中国县域城市化进程的微观样本，有何“私藏”？

不少人用“激荡”来形容改革开放史，醴陵的城市史“激荡”在何处？

在常规的日常纪念、庆典仪式之外，如何把历史当作资源，把记忆变为方法，让“纪念”成为城市未来生长的思想资源？

01 城市之“丝”，让历史有迹可循

201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当地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策划独树一帜，引起广泛关注。深圳的十大观念，是十大口号，也是价值体系，不少都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

深圳的十大观念，既是丝丝缕缕的城市精神，也是涓涓汩汩的城市气度。透过这些观念，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精气神，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人情味，也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开放包容，自觉担当。

之所以这些貌似抽象的“观念”会有如此影响，时至今日依然被很多人记住，就在于这些观念的背后是一个个大写的“人”，观念引领行动，是他们塑造了这座城市。

醴陵的“撤县设市史”，既是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四十年，也是见证改革开放进程的四十年，既是“改革之城”，也是“拐点之城”。“观念”，同样也是解读醴陵城市史的关键钥匙，散落在市民记忆、报章记录、政府报告中的“关键词”，也在编织着醴陵的“观念图谱”。而“观念图谱”，本就是一座城市在不同发展时期，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摩擦、磨合乃至冲突中形成的，比如“传统管理”与“现代治理”，“城市更新”与“老城保护”，“经济至上”与“生态和谐”，等等，“看得见的”物理变化背后，往往是“看不见的”思想观念层面的交锋与较量。

城市之“丝”，是重新审视“人”与“城”的互动，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对价值的重新评估，其背后是多少人的观念史、奋斗史、情感史和生活史，承载着多少人的梦想追求，这才是一座城市的“内涵式发展”。

02 城市之“私”，让记忆赓续不绝

前段时间，阅读醴陵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纂的《南社中的醴陵人》等读物，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醴陵撤县设市40周年之际这样的乡邦文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严格来说，这些读物的读者大概率为本地人，以及对醴陵文史感兴趣的人，相对而言，更像是一座城市的“私藏记录”。如此，该如何看待这些“私藏记录”？

这让我想到“读本”这种纪念形式，个人阅读史中印象较为深刻的读本有两种，一种是《美国读本：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编选者戴安娜·拉维奇认为，《美国读本》的宗旨是让读者能直接读到那些曾在历史上鼓舞、激怒、娱乐、折磨或安慰过美国人的文章。本书收集的是经典的演说、诗歌、政论和歌谣——以其睿智、雄辩或尖锐的语言——说明了美国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

另一种是《哈佛读本》，编选者威廉·本廷克—史密斯一开始就定好选材标准：选集既不应该是哈佛人写的和哈佛有关或无关的作品集，也不能把任何写哈佛的文章简单地放在一起，应该是哈佛教师、学生或者校友眼中的哈佛——“哈佛文学”的精华。这一点，从目录的分类可见一斑：这是什么地方？老师和学生，榆树下的烦恼，你可以识别一个好哈佛人……可以说，这些“读本”都是一个国家、一所大学的“私藏记录”，却有了更为典型的公共价值。

从城市叙事来说，醴陵需要多维视角构建的“城市读本”与“城市传记”，来体现“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通过那些“感动一座城市的文字”，与世界对话。

在人工智能化时代，也可以规划设计“数字记忆库”，比如“数字档案馆”或“数字方志馆”，将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民间记忆、时代见证、口述档案、社区故事，如老匠人们的口述史，如老城区改造前的影像等，收集整理为“私藏记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保存，并转化为“活的记忆”，能存储，能查询，能互动。

03 城市之“思”，让精神代代相传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与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访谈时，我们谈到如何“纪念”的问题，他当时的思考让我记忆犹新：“纪念”是必要的，但光有纪念还不够；我们应努力从“纪念”走向“研究”，进而使“改革开放三十年”成为一种良好的、具有巨大潜能的传统。什么叫传统？传统意味着自觉且丰厚的历史积淀，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认真总结。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传统；晚清以降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传统；共和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更是必须直接面对的传统。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传统，都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评判，才可能转变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坐下来的中国》，高明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

醴陵的“撤县设市史”，既有行政建制的变迁，也有产业布局的转型，既有城市空间的重构，也有人文精神的演进，即以产业布局的转型为例，背后是当地陶瓷、烟花两大支柱产业的迭代升级。过去的四十年，醴陵亮点纷呈，无论是陶瓷产业升级，还是城市扩容提质，抑或文旅融合创新，都可圈可点。与之同时，任何“转型”都必然伴随着“阵痛”：传统陶瓷手工业与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千年窑火从传统龙窑转向智能生产线，是产业升级带来的阵痛与荣光；烟花产业面临的安全、环保压力与创新转型之间如何寻求平衡？在安全环保的规范下，烟花产业寻求科技与艺术的突围，是生存与创新的双重挑战；城市化快速扩张带来的征地、拆迁问题如何妥善处理？……当新城区快速崛起，老城区迅速更新，城市框架徐徐展开，也必交织着人居与土地关系的重构之痛与美好之盼。

这些具体矛盾和痛点求解与选择的背后，都关联着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具体的企业，时代的“激荡”，最终可能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不仅仅醴陵，很多资源型城市的“转身”，大多面临类似的选择。不管是环境压力，还是城乡差距，任何转型都意味着代价，“纪念”需要有勇气去直面问题，重新审视发展模式。

这段激荡的城市史，也并非孤立存在，它深深嵌入“改革开放”的传统，深深嵌入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乃至千年古邑的文脉传统。

纪念的方法，就是对所有这些传统“经过理性的过滤和评判”，“转变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而“能否从纪念走向研究，就看其是否包含着严苛的自我反省”。

当然，“纪念”可以更开放，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也容易让纪念活动成为凝聚共识、激发活力的契机。

一座城市的“激荡史”，是其生命力的所在，也是其创造力的见证。对“激荡史”的真正纪念，必将转化为一座城市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人文关怀的思想资源与潜在动力。

将醴陵的“激荡四十年”，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置于中国县域经济的快速崛起，置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大背景下，其“微观样本”的价值不只是自身“纪念”，更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路径提供现实思考。

纪念醴陵的激荡城市史，最终要回答的，不仅仅是“我们要庆祝什么”，还有“我们要反省什么”。最好的纪念，是为现实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澎湃动能，为未来决策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城市之“丝”，是为了让历史有迹可循，从“庆祝”转化为“研究”；城市之“私”，是为了让记忆赓续不绝，从“文献”转化为“资源”；城市之“思”，是为了让精神代代相传，从“评判”转化为“传承”。

将“纪念”升华为思想资源，把“反思”转化为前行动能，让历史之“丝”清晰可辨，让城市之“私”永续流传，让理性之“思”指向未来，方能更清醒地出发，更有力地前行——这才是对一座城市激荡历史最诚恳、也最富建设性的纪念。

作者简介：高明勇‌，知名评论家，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醴陵城市观察员。著有《新闻的逻辑》《坐下来的中国》《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等，主编有“政能亮丛书”，《微博问政的30堂课》等，主持“政邦茶座”，出版有《人文的重量》《城市的角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