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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雄材大略，实晚清不可多得之士。倘出而参与朝政，其事业之远到，未必不与曾左彭罗诸矩公后先媲美。乃阨于遭遇，仅于桑梓之教育实业略展所长，人多为先生惜之。”

这段文字，出自文斐之笔。文斐是谁呢?文斐是民国时 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与宁太一、傅熊湘等同葬于西山上的醴陵英杰。

文斐出于对族中前辈文俊铎的敬重，为其作传指出，文俊铎“阨于遭遇，仅于桑梓之教育方面，文俊铎改学堂、设师范、倡新学、育新人，熟悉市一中校史的人都知道，文俊铎是该校的创始人之一。在实业方面，文俊铎则是当之无愧的醴陵瓷业功臣。

醴陵陶瓷是千年产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据今年最新的考古发现，早在东汉时期醴陵境内就有成规模制作生活用瓷和硬陶器的传统。这说明，醴陵陶瓷在千年以前就已经窑火为熄，除了代代传承工匠精神外，还累积着某种历史的“量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醴陵陶瓷制作生产始终停留在粗瓷层面，尽管到清“康乾盛世”前后，有了五彩等工艺，但始终没有突破以釉上彩为主的局面。

光绪末，整个醴陵拥有粗瓷生产厂家480家。年产粗瓷8000多万件。不过同，由于制瓷的器具简陋落后，加之手工生产居多，导工艺水平不高，市场销路始终有限。来自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地“洋瓷”有大量输入也对国内瓷业造成巨大冲击，迫切需要对陶瓷制造工艺进行升级改造。

困境中催生变革，逆境中呼唤担当。推动从千年粗瓷生产的“量变”向釉下五彩瓷这一关键性“质变”，需要一们富有远见卓识的“助产士”。这位“助产士”就是文俊铎。

文俊铎怎么“助产”呢?他采取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 均利”四项举措，简单来说就是推动醴陵陶瓷产业现代化。

1904年，文俊铎跟随熊希龄去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发现仰仗先进工艺技术生产的日本制瓷业比中国制瓷业更加发达，他们心情沉重，忧心万分。次年4月，熊希龄来到醴陵，在文俊铎的陪同下专门走访调查了东堡、王仙等粗瓷产区和县城瓷业，研究当时危及粗瓷生产的诸多问题。 熊希龄非常认可文俊铎的才干，将他提出的四项举措形成具体文 书，呈送给时任湖南巡抚端方，呈请在醴陵创办瓷业公司和 瓷业学堂，改良醴陵瓷业。

呈请得到了批准。1905年冬，借助省提早来到的“下拨 开办费”之东风，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姜湾神农殿正式成立。开办后不久，熊希龄又开始筹划创办瓷业公司，于是学堂监督(即校长)一职由文俊铎担任，由他实际主持学堂工作。瓷业学堂的建立可谓首开近现代陶瓷教育之先河，此后更是成为醴陵釉下五彩瓷之摇篮。文俊铎办学一丝不苟，从实从严，讲求学用结合，他还同时兼任了历史、国文教员。

1906 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总经理，文俊铎任监督。瓷业制造公司成立后，致力于用机器生产细瓷和上等瓷，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聘请安田乙吉等五位日籍教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日本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效仿日本学制，建立速成班、艺徒科学班、永久班等，对永久班开设文化课;完善校舍，设立图书室、标本陈列室、 实习工场等。装置机械，建景德镇式和日本式窑炉，公司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

伴随学堂、公司的相继成立，一系列新理念、新制度、新技术等，推动醴陵陶瓷从此告别旧的时代，开启了发展新纪元。 熊希龄、文俊铎等共同领导推动了醴陵陶瓷由粗瓷向细瓷，向精美无比的釉下五彩瓷完美蜕变。两人同为辛卯年举人，在晚清官场和变法维新的历史涛澜中结下深情厚谊。文俊铎慧眼识英，选择借助熊希龄的力量助推本土瓷业发展。 熊希龄怀抱“实业救国”理想，加上文俊铎智勇胆略过人，于是这对黄金搭档砥砺奋进，攻克万难，一同为醴陵陶瓷引进了先进工艺、培养了大批人才、开创了崭新局面。尤其是1907~1908年间，通过师生努力，反复调配试验，终于研制 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 在此基 础上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法和“三烧制”法，反复实验论证，最终研制出美轮美奂的釉下五彩瓷。

釉下五彩瓷品质优良，洁白如玉，在装饰方面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通过艺徒班毕业的吴寿祺、傅道会、游先理等也为釉下五彩瓷研制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专业人才后来成为醴陵陶瓷产业领域的中兴人物。

1909年醴陵釉下五彩瓷获得“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金牌奖。1910 年“醴陵瓷器出赛于南洋劝业会，得奖一等金牌 。 醴陵改良瓷器出品优，在南京赛会，列名在景德镇之上，于是中外皆知有醴瓷。”1911年学堂釉下五彩瓷展品获“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等荣誉。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瓷《扁豆双禽瓶》一举夺得金牌，醴陵瓷器从此举世驰名。

瓷业公司自创立后不断发展，产品畅销海内，据1911年4月6日《时报》文章《湘省瓷业进行始末记》记载：“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运瓷器者络绎不绝”。然而到 1913 年，湖南瓷业公司“因亏累甚巨精简人员”，发展走下坡路。1918 年(民国七年)，湖南瓷业公司遭北洋军阀蹂躏，制瓷机具被毁，生产停顿。后来虽也逐渐复业，但因为用人不当，经营不善，以及醴陵瓷业的日益凋零，到1930年，随着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以及一些商办瓷厂的相继倒闭，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基本停止了生产，数千瓷工失业，技工流散，技艺濒于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关心支持下，醴陵瓷业得到迅速发展。1955 年 8 月成立醴陵陶瓷研究所，技术员林家湖三顾茅庐请到年近七旬的吴寿祺出山，使得釉下五彩技艺得到保留和传承。醴陵釉下五彩瓷后来被国家指定为毛主席 专用瓷，又陆续被指定为国家领导人专用瓷、人民大会堂专 用瓷、中南海怀仁堂专用瓷、外宾礼瓷、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专用瓷、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专用瓷、联合国指定用瓷等。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成功创烧在我国传统制瓷的工艺变革中做出了突破性成就，为拯救中国瓷业的衰退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同时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受到全世界陶瓷爱好者的追捧。

如今“醴陵陶瓷”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个文化品牌、一 张耀眼名片。醴陵这片热土得天独厚，赋有陶瓷产业发展的天时地利，与此同时是代代相传的陶瓷人，把醴陵陶瓷做大做强，做到举世瞩目，做到百世流芳。

1916年(民国五年)，文俊铎不幸去逝，归葬故乡东堡，终年63岁。作为醴陵瓷业发展史上的开创性人物，作为新思 想新观念的引路人，作为开明士绅的突出代表，文俊铎着实为醴陵继往开来的创业奋斗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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